我国能源、水资源利用效率上的分歧，是我们与反水坝派无法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在有关改革和发展的争论中，时常有人指责资源我国的利用过低效率，经济增长的代价过大，并把这一问题归结于体制原因，旧的体制限制了市场作用，从而不利于资源配置向效率高的部门流动，从而造成了单位GDP消耗的资源（能源、原材料、水）过高。

由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吹，现在一些基本概念都混淆了。似乎国家的强大不是依靠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不是依靠堆积 如山的粮食、钢铁、机器，流成河的石油。而是靠GDP的帐面数据，靠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美钞），甚至只是因特网上一系列的数据。因此，当他们指责中国消耗世界原油占的7.4%，煤的31%，铁矿石的30%，钢材的27%，水泥的40%，我反到认为这正是我国强大的象征，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保证。
GDP的实质是一定时期内（1年）凝结在商品和服务中的劳动（新增价值）的货币体现。我国的工资水平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这就决定了以国际货币衡量我国的人均GDP远低于发达国家；但这绝不意味着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均消费的商品与服务和西方国家也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同时，我国生产、生活的自动化水平较发达国家还比较落后，这就意味着在我国相等数量和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中凝结的人力较多，能源消耗可能比最发达的西方国家还要低一些。
实际上，早在2003年何祚庥院士就曾对我国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标准提出了质疑。何祚庥称，把“中国消耗的资源占世界资源的消耗百分比”和“用汇率方法所测算的中国GDP占世界GDP的百分比”直接联系在一起是机械的，不能真实的反映经济发展、人民福利和资源消耗的关系，以这种扭曲的数量关系指导我国的发展必然是要走弯路的。而且GDP还有另一种测算方法——购买力平价（PPP）法，即设法在美元在美国国内的实际购买力和人民币在中国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建立一种等价关系，并根据这一等价关系，将以人民币核算中国GDP的总量折合成美元。根据PPP法，我国GDP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占世界GDP总量20%弱。因此，虽然中国消耗的原油占世界的7.4%，煤占世界的31%，铁矿石占世界的30%，钢材占世界的27%，水泥占世界的40%……但和我国实际GDP占世界的比例比较，资源利用效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低下。从实物角度衡量，我国农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能源利用效率，与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差剧，远没有单位GDP显示的那样大。
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在2007年两会上也曾指出，我国能源利用率偏低存在着结构性因素。从阶段性因素看，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源消耗增长的爬坡阶段。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资源需求总量和消耗强度在较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从转移性因素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高消耗、资源性的产业转移到中国，相应地加大了资源消耗总量。随着大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比如许多国家自己不再生产或减少生产焦炭，同期，中国焦炭出口从1991年的108万吨增加到2006年的1450万吨，此外，2006年我国还净出口煤炭2500多万吨，这是直接出口。同时，中国还间接出口了不少能源资源。2006年我国净出口粗钢3434万吨，未锻轧铝70万吨，彩电及整套散件1.04亿台，机电产品1217亿美元，这里面都包含着能源资源的消耗。比如一吨铝耗电15000度，净出口70万吨铝就等于出口100多亿度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增加的资源能源消耗，相当一部分是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资源消耗的“替代”，是对世界能源资源供应的贡献。
我国的能源消耗还受到一系列无法改变的自然条件因素的限制。所有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可以说是临海洋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虽然领土广阔，但人口和经济中心都集中在沿海地区。经济活动通过海运进行的比例较大，与陆运相比，海运相对节能。我国则不同，我国虽然也是个海洋大国，但更是一个多山的大陆国家，因此相等的经济产出情况下，交通运输能耗必然较高。大陆国家与同纬度的沿海国家、岛国比较，气候冬冷夏热，因此空调采暖等的能源消耗必然较高。我国矿产资源还具有贫多富少、分布不均的特点，这必然会造成工矿业指出额外的能源。
毋庸置疑，我国能源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节能仍有较大潜力。如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15%，火电供电煤耗高20%，水泥综合能耗高23.6%。强调我国能源利用率低下也有助于唤醒公民的危机意识，提高节能的自觉性。
但是我国的节能潜力决没有像GDP能源强度反映出来的那样大。在现有的能源用量实现国民经济倍增，超英赶美，使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追求GDP增长并不是单纯的数字游戏，而是公民福利、人均消费的商品与服务的水平的提高。诚然，我国国民人均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超出了绝大多数同等国民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方面也并不低于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但距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农村还很落后。随着居住、交通条件的改善，钢铁、铝材、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的投入强度不可能减少，电器化水平的提高也将增加生活用能的消耗，难以想象8亿农民中冰箱、空调等高耗能家电的普及率达到城镇的水平，电力负荷将增加多少？日益普及的汽车也将吞噬越来越多的石油资源。
我们不反对富裕阶层为了地球环境的未来，节制消费，实现自愿性温室气体减排，但是以环境问题压广大的普通群众，限制他们提高生活水平，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如果片面强调我国的能源效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必然会造成中国能源技术落后，通过改进技术，减排CO2的潜力巨大的假象。这种假象将误导国际舆论，成为发达国家“套”、“压”我国承担自愿性或强制性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义务的口实，使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然，我国应积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推进我国能源体系的改造和升级，为向环境无害的洁净能源体系转变创造条件，逐步改善大气环境，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但是这不应当损害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改善。
在国际环境外交与谈判中，我们必须坚持4条底线
1.全球变暖是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累计排放的结果，在温室气体存量中无疑西方发达国家占相当大的比例，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只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才显著增加，在全球温室气体存量中比例很小，因此要求中国按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份额，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2.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虽然我们不追求占全球22％的温室气体排放额度，但是在目前人均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尚低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接受任何自愿性或强制性减排措施。
3.工业是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我国有着巨大的外贸顺差，出口的工业品中携带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西方国家从我国进口工业品，就把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转移到了中国。这种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也是西方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一个重要原因。完全让中国一个国家承当这部分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4.近年来我国再造林成果举世公认，我国应当以承担“碳汇”项目而不是减少碳排放的形式承担自己控制全球变暖行动中的国际义务。
对水资源利用效率也存在着巨大的误区。经常有人强调美国GDP是我国的5倍可用水量与我国相当，日本GDP是我国的两倍，但用水量只有我国的1/5。似乎我国的用水效率的确很低，缺水只是由于技术和体制原因，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过低造成的，只要加强节水，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了。这助长了对水利水电工程的妖魔化。
脱离了人口、工资水平、经济结构等客观条件，空谈单位GDP耗水量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而且有可能误导公众舆论和决策。前文已经强调由于我国的工资水平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这就导致以国际货币衡量的我国人均GDP被严重低估，如果以PPP法（人均购买力评价法），我国的用水效率将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农业是最大的用水部门，而农业的用水效率最低，由于人口-粮食压力，我国的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比例达到60%以上，远高出一般国家，这是我国用水效率较低的一个无法回避、无法改变的结构性原因。
虽然农业灌溉也是美国的第一用水大户，但用水只占总用水量的1/3，约每年1900亿立方米，相当于我国的1/2，美国灌溉面积约为我国的40%，所以单位面积的灌溉用水量超过我国。虽然美国的耕地面积比我国多50%以上，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农产品产量低于我国，粮食产量只有我国的60%。由此可见从实物量上衡量美国的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并不高于我国。
日本经济一向被认为是节约和高效的。单位GDP的耗水量仅为美国的1/2，但日本的农业用水效率却异常低下，日本农业用水量也占总用水量的60%以上，约每年590亿立方米，相当于我国的1/6，但日本的粮食产量只有我国的1/20-1/15，当然这与日本耕地面积中水田比例极高，灌溉面积中几乎全部是水田有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水稻生产是极其耗水的，即使最节约、最小家子气的日本人也不能例外。
当然，从纯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不会存在水资源问题。因为城市和工业可以承受的水价是农业的几十倍。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水价将高得叫农民无法承受，北方灌溉农业将退化成雨养农业，因为农业用水需求减少了，所以水资源就不会短缺，有限的水资源将首先配置给城市与工业用水，甚至还可能过剩呢！可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接受的。南方已经没有更多的土地去增产粮食了，华北平原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的面包篮子，但是没有水北方的农业如何增产甚至连现在的水平也无法维持。
由于汇率法GDP和PPP法GDP之间存在着4-5倍差异，从而对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也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换言之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可能被大大低估，节能节水的潜力也被人为的拔高了4-5倍。在一场战争中，如果把自己的实力高估4-5倍，那么将会遭到无法避免的失败。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对GDP的正确认识，克服对单位（汇率法）GDP的盲目崇拜。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就盲目的引用那些实际涵义很复杂的、不同国家之间不能直接相比的数据。即使那些数据是正确的，也不能不加分析的直接用于指导的发展，否则不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生态环境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单位GDP崇拜产生的原因，从方法论上是由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在历史的角度上，全面、联系、辩证的看待问题，也是懒惰的表现，只是简单的孤立的看待事物表面上的联系，而不去追究表现掩盖的本质上的联系，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中国情况的耐心，而寄希望于古人和洋人已经找到了一种普遍试用的，可以使中国人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可以在现有的资源开发水平上突飞猛进，和最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途径。